北大素来以兼容并包的传统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，高尚的思想追求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北大人的基因。

“眼底未名水，胸中黄河月”，这句歌词特别适合我们城环人。

我们研究山川平原，城镇乡野；我们关心环境变化，社会变迁。锦绣河山展于脚下，人文城市绘于手中。经过几代城环人的努力开拓，如今学院已呈现出地理学、生态学、环境科学与城乡规划等文、理、工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面貌。在过去六十六年的发展中，城环学院见证了大量学生成为国家栋梁，诸多教授成为学术大师。

这里想讲一讲学院两位老先生的故事。

一

平生最爱夕阳晚，

坐听涛声到黄昏。

侯仁之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。侯先生的学术体现了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：第一，直接面对大地的基本精神；第二，古今一体的完整关怀。

侯先生著有一本小书《燕园史话》，讲述了北大校园的历史变迁，旁征博引，诗史相证，图文并茂。从中我们看到未名湖北岸的朗润园、镜春园、鸣鹤园都曾经是富察·傅恒（《延禧攻略》男主角）的私邸；西南门附近的勺园，是二百二十五年前英使团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的驻地。

侯老生于1911年，2013年辞世。他漫长的一生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时期。

他生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当年；长于大师云兴霞蔚的民国，受教于史学家顾颉刚和洪业门下；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，因为掩护燕京大学的学生西进而被日军逮捕入狱，在狱中与日军周旋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他赴英留学，听闻新中国成立，坚定选择回国报效；后便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，并与梁思成、林徽因一起参与北京的城建规划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60年代、改革开放与互联网时代。

他所经历的时代跨度不可谓不惊人，一生的动荡飘摇和危难境地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。他曾总结：“少年飘零，青年动荡，中年跌宕，老而弥坚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从不屈服逆境，勇攀学术高峰，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回顾自己的人生，他说：“平生最爱夕阳晚，坐听涛声到黄昏。”

侯先生的治学历程由史学发端，渐次转入注重实地考察的地理学，他喜欢走向大地，将历史与大地结合到了一起。他认为，这门学问，乃是又古又今之学，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。

“千古文人侠客梦，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，大自然就是我的工作室。”作为地理学家，六十年的野外考察生涯，多次远赴西北沙漠，在茫茫沙海中，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——沙漠历史地理学。他徒步考察北京的山川水系，对北京的研究重现了这座古都昔日的历史文化，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沛的历史记忆。为了保护北京最初生命的印记——莲花池，侯先生亲自奔走疾呼，将北京西站的最终方案东移了一百米。

在《北平历史地理》一书中，侯先生引用古今中外文献几百篇，用炭笔和彩铅亲手绘制插图五十余幅。侯先生的研究从河湖水系、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，结合文献考证、实地调查，吸收考古学、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，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、城址转移、城市发展等一系列客观规律，成为北京旧城改造、城市总规、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要依据。

当时尚无电子资源与检索工具可供利用，也无地理信息系统或遥感影像等科技手段可以辅助，侯先生在著述此书时，纵览中国典籍记载，横贯各国学者对北京的研究，循祖先足迹实地考察，对比思辨，伏案制图，科学与美观并重，付出的努力令人叹为观止！就算年岁已高，他也不曾停下脚步，他在九旬高龄时写道：“我虽不能‘奋蹄’，但还可以慢慢‘走’路，庶几可多干点活……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。”

侯先生一生受顾炎武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影响，在青年时就抓住了他立志要献身的事业，那就是面对现实、潜心学问、服务社会，为还处于萌芽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他曾告诉自己的学生：“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。”

希望大家也能够拥有侯先生这样的“士气”，有崇高的志向，献身一份利国利民的事业，并为之努力终生，超越自我，实现人生最大价值。

侯先生是明知“去日不可追”，而用一生来追寻历史地理。

二

我怕死得不值得，

我应该像一个勇士，

死在去科考的路上，

死在冰川上。

崔之久先生则是明知“高处不胜寒”，却将一生的热情投入到高寒冰川。

冰川是神秘苦寒的，孕育着大江大河，对人类的认知是艰巨的挑战。崔先生在一生中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矢志不渝地致力于高危的冰川研究。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地貌学家。2018年5月，央视《朗读者》节目曾邀请崔先生出镜。

崔之久先生是1933年生人。在北京大学读研期间，适逢全国总工会组建贡嘎山登山队，需要研究地质、气象和冰川的人才，他毅然报名参加。

有“蜀山之王”之称的贡嘎山是一座极为危险的雪峰，一方面其攀登难度远高于珠穆朗玛峰，另一方面当时有关冰川和高寒地区的知识实在匮乏，登山队亲历了雪崩、风暴、滑坠、冻伤……相继有四位队友不幸牺牲。接连遭受打击和不幸，面对九死一生的恶劣环境，崔先生依然秉持过人的勇气和强大的信念，坚持完成了任务，并在回校之后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论文《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观察》，文章的副标题是“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英勇牺牲的战友”。这篇论文后来成为《地理学报》创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。

这次攀登和研究是崔先生一生冰川研究的开端。崔先生说，贡嘎山也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，从此他的研究方向由黄河转向冰川。作为一个学者，多年专注工作在专业上抵达的深度和积累的自信，让他常常能够在专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。在崔先生看来，所谓改造大自然的行为和想法，是十分滑稽的。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十分渺小，一旦利用不当，就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几十年来，崔先生的足迹遍布五洲三极。他的专著中汇集了近两百幅彩色照片，大多数系他本人所摄。这些珍贵的野外记录足见他的研究所达的深度和广度。他说：“地貌学是一本打开的书，野外工作就是在读书，室内分析、资料查新、年代测定则是思考、总结的过程，‘读书—思考’构成了地貌研究的全过程和全部乐趣。”

他在年仅二十五岁时，就被冰川吞噬了右手五个手指和两个脚趾，损伤了面部神经，落下了严重的雪盲后遗症……可是他说，他残损的手掌和疾患并不影响他继续搞科研，他从未想过放弃研究冰川。对真理的渴求，对已牺牲战友的精神的传承，使他无数次面对死亡，都无所畏惧。他曾说：“没什么好怕的，如果死，我想死在冰川上。”年至耄耋，他又说：“我怕死，我怕死在病床上，我怕死得不值得，我应该像一个勇士，死在去科考的路上，死在冰川上。”

2007年，七十二岁的崔先生和几位幸存的战友相约回到贡嘎山——五十年前发生雪崩山难，夺去四条生命的山谷，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花。崔先生一行大声呼喊着遇难战友的名字，在雪山前祭奠他们。回来以后，崔先生感到了安宁，他说：“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，我走了那么多雪山冰川，把考察的资料带回来，就算是帮战友们完成心愿了吧。”

三

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份支撑自己一路前行的勇气，它可以是一个承诺、一次嘱托、一个渴望、一份情怀。它不仅仅是你毕生的事业追求，更是事关整个人生幸福的世界观、价值观，而对于这种信念，它的寻觅、它的形成，大学阶段的经历尤为关键。

崔之久先生正是在北大读研时，由贡嘎山之行确立了一生的冰川研究方向；侯仁之先生也是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发现自己酷爱旅行探索，格外推崇徐霞客，逐渐由历史转向地理，并开辟出历史地理研究的路径。

北大为同学们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和丰富的资源，但是毕生追求和信念的获得，要靠同学们自己主动出击、不懈探索、勇敢争取。

“人类社会没有什么终极目的，有的只是进步。”这个进步就依靠着知识的不断积累。崔之久先生说：“从事冰川研究就像和虚空对话，面对大自然摆下的无声谜题，用人类的智慧去推敲谜底。”世间学问，都是面对虚空的探索。面对虚空可能会寂寞胆怯，但如果对知识的匮乏格外敏感，对未知的求证如饥似渴，时刻保持前瞻性的瞭望，就会在学习中葆有血气方刚的冲动和生机勃勃的状态。

如尼采所说：“在世人中间不愿渴死的人，必须学会从一切杯子里痛饮。”求学的人就应该做在知识面前不愿渴死的人。以空杯心态，痛饮狂欢去冒险启航，平淡人生有英雄梦想。

同学们，大学是你们灿烂人生的新开始。青春是伟大的财富，好奇心和饥饿感点燃了进步的热情，择善固执是制胜的法宝。

过去的你们，已经用努力和汗水攀登上了人生的一个小高峰，但前面，还有更大更险峻的山峰等着你们！

原文《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》

节选自《永远的校园（2018）》，有删改

供稿丨茶姊

制作 | Terry